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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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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课 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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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至关重要。当实用的羁绊被摆脱,思维就可以在抽象的天域里自由漫游了。中国传统思维为什么缺少自由漫游的广度和深度?当代研究者往往以为是受制于政治,但是在我看来,更受制于实用。
    丛治辰:
    “清谈”这件事情好像后来名声很糟糕,大家总要说什么“清谈误国”,但我觉得这是比喻的用法,意思是你们知识分子搞那些文化的东西都没有用。救国靠的是实力,是武力。这样说的人当然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很多。可是如果硬要说清谈误国的话,那什么不误国?写诗作词不误国吗?画花赏鸟不误国吗?文化发达的文明之邦一定比野蛮的豺虎之邦要孱弱,军事上打不过人家。所以,把误国的罪过推给清谈、推给文化是不公平的。
    余秋雨:
    关于误国不误国的问题,在当时就出现了一些分歧。有一次,王羲之和谢安有过交锋。王羲之的想法是,做人还是要有所作为,不能老是空谈,他的目标是做治水的大禹。而谢安则说,秦为什么亡得这么快,就是商鞅、李斯他们太有作为了。谢安认为快速地推进自己的行政措施反而有可能误国。我们记得,这是老子和庄子的思维。
    王羲之想有所作为,但他的儿子王徽之却是个清谈的专家。我想以他做例子来向你们介绍一下清谈具体进行的方式。王徽之曾经做过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在哪个部门工作,他说:“经常看到牵马的来,大概是马曹。”桓冲又问他管了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桓冲又问最近死了多少马,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听起来莫名其妙的回答,其实都幽默地嵌着典故。例如,回答说“不问马

第二十七课 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文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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