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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儒家讲究有差等的爱，是源于现实可操作性的一种思考。爱这种东西是需要训练的，需要推此及彼，由近及远，因此自然产生一种级差。首先是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同事，然后再推远到爱陌生人。但如果不管是对一个陌生人，还是对一个熟悉的人，乃至对你的父母，你的爱都是同样的，做到“兼爱”了，即使不能断言你是虚伪的，那么其实也很难真正做到。
余秋雨：
都说得很好。你们刚才所表现的水平，已高于外面不少学者对同类问题的讨论。你们的优点是抓住了事情的“简单理由”。“简单理由”也就是“基本理由”，很多学者抓不住，只能靠晦涩的言辞来掩盖。一切低智状态总是以高智状态来装潢的，但真正的智者不喜欢云遮雾罩。
安安认为，儒家有等差的爱，出于他们的理想体系；牧笛认为，出于他们的关注起点；治辰认为，出于现实的可操作性。这三方面，都没有说错。
但是，产生的理由不等于产生的后果。儒家有等差的爱的后果如何？
事实证明，有等差的爱确实比兼爱更便于实行。按照儒家的设计，中国人把家庭伦理之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当这种家庭伦理之爱放大到朝廷伦理的时候，等差就远远超越了仁爱。等差把仁爱变成了一种上下服从的行政文化、侍从文化、效忠文化、门生文化。这对社会管理既带来便利又带来负累，但在精神建设上却整体后退了。
有等差的爱，在家庭和朝廷里还能勉强实行，但是，到了家庭和朝廷之间的公共空间，分辨等差就成了难事。大量非亲非官的民众，都不能纳入爱的范围。
相比
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