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匹远行的马没有时间洗刷自己身上的污尘，这不难理解；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救人，这需要用实例解释几句。
例如，全部诽谤有一个起点，说我在“**”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问题很大。我如果要反驳，最有效的办法是公布那个小组的真正成员名单。但是，那些成员都是各大学的退休教师，年迈体弱，早已被诽谤吓住，我一旦公布，那个小组似乎真的有了什么问题，那些无辜老人就无法安度晚年了。因此我决定对自己的生命质量做一个试验：尽管那股诽谤浪潮在南方一家著名周报的鼓荡下已在全国肆虐十几年之久，翻卷出一千多篇诋毁我的文章，我都不予理会，只是平静地用时间的力量为那个小组和那批教授一点点除罪。在漫长的十余年间，支撑我的内心语言是：“挡风遮雨护老弱，纷纷乱箭全归我。”感受着这样的英雄气概和仗义精神，我自己深深陶醉。从此，我对付其他诽谤就更有底气了。有时，我的沉默反而是为了拯救诽谤者。例如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冒出来的那次所谓“诈捐”的诬陷，我如果站出来说明真相，必定会卷动“起哄回浪”，严重危及一位在电视上讲历史故事讲得很好的文人，因此我便木讷得真像做错了什么一样，直到风潮过去。
由此我想送你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机会让生命高贵吗？有，就在似乎失去高贵的时候。
我可能会写一本书叫《谤修之道》，说明只有遭受最密集的诽谤才能实现最完整的修养。这也是我从人格坐标上对中国文化史的一种解读。那本书的笔调会让那些诽谤者也读得轻松愉快，到时候我可以送你一本。哦不，今天在场的每个人我都送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