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利用一切机会传授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
流放者的土地(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