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瑄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
同是天涯万里身，
相依萍梗即为邻。
闲骑蹇卫频来往，
小擘霜鳌忘主宾。
明月满庭凉似水，
绿莎三径软于茵。
生经多难情愈好，
未觉人间古道沦。
“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赡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惟独这儿，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
流放者的土地(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