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教室，向自己的丫头问“总统吃的饺子预备好了没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别的问话，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听讲。也可能在同一堂上，别的姨太太也同样来上那么一套。请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们怎么能够讲好，学生们又怎么能够专心！
女馆同样规定学生要和老师一起吃午饭。但是，那几个姨太太有的要回到居仁堂陪着我父亲吃饭，有的要回到自已屋里单吃。二姐和我也不能经常地和老师们一同进食。
就我父亲设专馆的本意说来，不但希望儿女们从这里学到封建社会所需的“学问”，同时还希望儿女们在和老师的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一些同样是封建社会里所需要的进退应付的规矩礼节。但是，根据当时的男馆、女馆的情况来看，由于我父亲不得其法，所以它们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我父亲对于教育子女，除了用专馆以外，就只有一味地严厉了，尤其是对儿子们，有时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养寿园里的水池内捞鱼，正在捞得高兴的时候，猛然听得岸上“哦”的一声，似乎是我父亲的声音，他赶忙跑了上来，却是五哥在假装着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捞鱼，同样地又听得“哦”的声音，他认为一定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声：“好你个老小子！”不料，这次却真是我父亲带着一些人来散步了。当时我父亲就叫丫头把四哥从水边拉了上来，不容分说，用棍子打了一顿。因为四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有时也要挨打。
弟兄们对我父亲非常害怕，在他面前就只有一味地驯顺。他们每天照例要向父亲请安，每天都几乎照公式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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