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固然有实力方面的原因，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却可以归咎到两个人身上，一个是29军军长宋哲元，还有一个则是宋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
历史给宋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抗日名将，称其在军事和治理民生上都很有造诣，这话并不尽然。在喜峰口之战中，29军确实打出了骨气，打出了威风，那时，称宋哲元为抗日名将一点也不为过。但是从他进入察哈尔开始，这抗日名将的光环就有点失色了。
不过，将宋及29军的成长史细细品读，倒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变。29军成军在中原大战后，就是被打残了的西北军的重新糅合。正是因为经历过中原大战，宋深深体会到了内战带给国家和人民的苦难，所以在建军伊始，就明确提出“不打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并得到麾下诸将的一致拥护。其后，蒋委员长数次企图调29军南下剿共，都被宋以各种理由推脱。而正因为对蒋在军阀混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腕极其忌惮，所以宋对其掌舵的国民政府一直心存疑忌，这影响了他以后许多重要决策，也是在察哈尔和北平主政期间与日本人虚与委蛇的主要原因。
由于不是蒋的嫡系部队，29军组建初始，在军费、装备方面遭到重重刁难，日子过得极苦，士兵个个衣衫褴褛，好像叫花子似的，乃至在移防察哈尔的时候不得不在夜间行军，就怕在白天被老百姓看见当作土匪，惊吓到民众。于是，大刀这种冷兵器竟成了29军的必备装备，所以29军的大刀战法与其说是宋哲元的创新，倒不如说是他的无奈之举。而喜峰口大捷中29军凭仗大刀砍出了赫赫威名，倒也算是一件奇事。
29军的这种境遇直到1932年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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