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是个天才，他甚至把那七个人的过去数据化，输入到他们的大脑中，如同借上帝之手演了一出‘复活’。
那个时候，距离那场事故已经一周了。这期间我甚至有些侥幸地想，这件事是不是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是不是还能继续探索火星的使命？
但同时，我的内心也焦灼不安。这违背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原则，甚至违背了做人的原则。最后，我还是找到了长泽。
我们大吵了一架。
长泽说我不知好歹，如果如实上报，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作飞灰。他所研究的‘云轨车’也一定会被迫中断，甚至会影响到日本在火星研究所的话语权。
我斥责长泽不顾道义，让已死之人如行尸走肉般活着，相当于剥夺了他们尊严。他却说，让他们的家人得到死讯才是更加残忍的事情。
是啊，身死异乡，都够慨叹良久。身死宇宙，又该多悲凉啊。
我屈服了。但这种矛盾的心情日夜折磨着我，过了些日子，我又找到了长泽，告诉他我实在受不了这样，另外三个研究员也会受不了的。
长泽说，不会。
他接下来的话，成为了我的噩梦。
他说，那三个人，也已经变成了‘AI’。之所以我还好好‘活着’，是因为我还有用。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关键时刻，没有任何人——他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他的绊脚石。
我顿时明白他做了什么，被好友背叛的愤怒、对所信任之人的失望感疯狂地涌上来。但随即，整个空间站只有我们两个‘活人’的孤独感就把我淹没了。
我再也无法面对曾经带着一腔热血与理想的空间站，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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