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养病，因此也得到了上奏的权利（奏折由张兆栋转交），而此时任甘陕总督的左宗棠虽然已不在沿江沿海任职，但是由于其也属于洋务派，又是福建船政局的倡导者，所以朝廷也将总理衙门的奏折抄寄一份给他，以征求左宗棠的意见。而恰恰是这一征求，征求出了节外生枝来——
1874年至1875年，是大清帝国涉内涉外大小事件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台湾牡丹社事件导致东南沿海局势陡然吃紧；西南边陲也因为马嘉理案和英国的关系剑拔弩张，面对英国的武力威胁，已经为台湾和日本近乎动兵的清政府最终选择了息事宁人。对日本人以50万两白银的“抚恤”打发，对英国就没那么好糊弄了：除了赔偿损失，惩治当事官民外，又派郭嵩焘作为钦使代表皇帝去英国“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