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穷则变，变则通！”林义哲缓缓地自牙缝里挤出这六个字，而一双手亦已是攥得紧紧的，“外需和戎，内图变法！”
李鸿章本人的睿智与远见自不必多说，单单是这“外需和戎，内图变法！”的八字国策，就足以使他远超同济——即便是到了林义哲所来的那个时代，中国所能选择的国策不也还是与之仿佛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更何况李中堂的变法主张乃是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在日本入侵台湾事件之后）所提出，莫说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要瞠乎其后，那个自诩为“圣人”的康南海的变法主张的提出也还要晚上十余年……
尤为可笑的是，康有为还曾声称翁同龢乃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也当真有趣，翁师傅一生行事，唯有“败事有余”四字可以形容，此獠在康有为口中竟可为“维新导师”，也当真是贻笑百年！不过考虑到翁师傅和康圣人在功名心热与寡廉鲜耻上的一脉相承，康某人能做此等言行倒也是意料中事！
难能可贵的是，淮系之中，非只李鸿章一人能有“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的睿智明断及全力推动洋务事业的戮力前行。其余如刘铭传、张树声这前后两位淮系二号人物，亦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力推动国家变革——刘铭传早年即上书中央建言应修铁路、开矿山以推进洋务事业，受命出任首任台湾巡抚后更是在台湾岛内巩固海防、兴建铁路、广设电线、发展商务、抚番垦荒，建设新式企业，使台省之近代化成都几为海内之冠！
而曾在李鸿章因母丧丁忧守制期间署理直督，并以雷
二百八十八章 敢为天下先者(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