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沉默了片刻，似乎无法在保良的解释中找到质疑的缺口。她说：“你猜得没错，我对你……是有好感，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只要你人不错，我就不在乎你的年龄地位，学历学位。我只在乎你这个人好不好，是不是自私，是不是诚实。”
保良也沉默了片刻，他的沉默不是为了思考答对，而是为了反省自己。他说：“我不自私，但有时做不到诚实。我有许多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的经历，我犯过许多错误，有些错误，我一辈子也不想让人知道。尤其不想让对我……有好感的人知道。”
“那你的女朋友，”张楠问，“是否知道你的一切？”
“知道。”保良说，“她知道我的一切，所以在她面前，我没有自尊。”
“男女之间，”张楠说，“爱最重要，不必非要自尊。”
“可我从小，父亲就教我自尊！”保良说，“我父亲也最看重自尊！他把荣誉和尊严，看得重于一切。他希望我和他一样，在事业上干出成绩，受人尊重，荣誉等身。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希望儿孙耀祖光宗。”
保良说到了父亲，他已经很久很久，不再说父亲二字。父亲这个字眼，于他已经生僻拗口，遥不可及。在这个必须敞开心扉的黄昏，在这座清静无扰的酒吧，远处墙壁上挂着那些古怪的肖像，那一张张油彩堆砌的脸上，个个满面疑容。它们和张楠一样默默地倾听，听保良从父亲的功勋业绩，谈到陆家的家族理想，谈到理想与现实的残酷冲撞，谈到父母姐弟的分崩离析，谈到那只白金耳环的来历，谈到生死与共的鉴宁三雄，谈到菲菲，谈到***，谈到公安学院，谈到权三枪连开三枪，
十三(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