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朱熹的《家礼》。他在司马光《家范》的基础上制订了一整套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并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劳作规律基本一致，十分详备，最终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
即便在蒙元时代，这三本书也是汉族（包括汉人、南人）百姓的家庭规范。在日月重开大宋天之后，理学成了国学，几乎全天下的宗族用的就是这三本书，充其量只是改了个名字。
正因为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极度相近，各宗族内部和各宗族之间，才能保持稳定，依靠舆论互相监督，最终形成了儒教的普世价值。
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这些家规之中也会添入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要求子孙耕读传家不当官——这是官场失意者常常写入家法的怨言；也有要求子孙宁为乞丐，不为倡优牙人——这是唐宋良贱制度的遗迹，因为乞丐还是良民，而倡优则是贱民；还有的则是规定了子孙不得与某氏联姻——这是有私怨家仇的。
这些个性化要求不会违背儒教普世价值，所以总体来说仍旧不出三大本的范畴。
至于“例”则有针对性，往往是本族与外族之间的约定。更贴切“乡规”两字。比如两个宗族之间约定对某处水塘的开发利用，或是某片林木禁止砍伐，也有早晚出入走哪条道路、下地干活衣服如何摆放不至于错拿——耕读传家的农民不同于没有“只耕不读”的农户，他们下地干活前要换上劳作时的褐衣，在收工回家时再换上居家的常服。
这些看起来的确有后世地方法规的味道，但徐梁要的却是官府介入。
“我沿途走来。也看了不少乡规民约，只感叹畿辅之地，教化风行，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徐梁道：
第819章 皇帝出宫(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