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为按一定的地价；2、将实物缴纳改为货币缴纳，税率定位地价的3%；3、规定土地所有者为纳税人。这里的核心是地价的核定，站在官府立场，核定地价当然要极力提高，这样才能带来更多的收入，为此。日本很是乱了一阵。但受损失的是地主而不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在满清混乱的财政和财政管理之下，康熙帝当年定下的‘永不加赋’的承诺，虽然是清政权的立国之基，却也成了过期作废的旧船票，无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当然，康熙的承诺既然如此庄严，后世继位之君就必须在表面上予以维持，‘赋’是不会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费’！遍及全国，名目繁多，令农民们不堪重负。各地虽变相加征田赋，却都刻意回避田赋二字，以便维持康熙皇帝的庄严承诺。一时间，‘亩捐’、‘抵征’、‘漕粮加价’、‘规复钱粮’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而且，越是鱼米之乡。负担越重。田赋之外，各级政府还在民众日常必需的食盐上大做文章，‘盐都吃不起了’，成为民生艰难的最生动写照。由此推动了整体物价的飙升。”
“讲得很清楚。但日本下层为什么比我们更能承担更重的税负呢？”
“这个问题提的好。简单的说就是公平。1878年~1880年，明治政府实现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明治政府通过对原来无秩序的府县财政组织化和制度化，即征收权的强化、税源的确保和费目的法定，实现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公平的赋税制度，即使重一些，民众尚可接受。有一个例子，当初，英国比法国相比，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而法国在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交税的，比如贵
第三十二节洪粤诚一(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