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就有学者认为，“大禹是条虫”，是上古神话，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还有个别外国学者，甚至怀疑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但是如果没有大禹，便没有大禹之子夏启创建的夏，更没有“华夏”之说。
燹公盨铭的发现，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
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
这件国宝，充分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在广泛传颂着大禹的功绩。
而夏为“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经过现代文史专家研究，大禹治水并非简单的治理水患，而是在治水过程中，重新划分了九州。
而划分九州对华夏影响十分深远，以至于即使到了汉朝，汉室仍然沿袭着大禹留下的九州制度。
“九州”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场重要地理变革，而这场变革，就是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开创的。
燹公盨的出现，不但证明了大禹治水并非传说，还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至少提早了六七百年。
只是很可惜，那件燹公盨出自何地，又是如何流失到海外的，今人一无所知。
近现代，我们的国宝文物，如洪水般流失海外。
比如阳安小屯村的甲骨文，煌敦莫高窟的经卷壁画，阳洛金村的东周王陵……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收藏有中国文物。
而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更是数不胜数，这还不包括那些不见天日的私人收藏！
回顾最近这几年，圆明园马
第七百七十九章长铭铜器一件，足抵《尚书》一篇(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