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说，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说胡适划时代的基本思想，也是他为中国指明的方向，现代化的方向。他说五四所开创的时代可以说是“胡适时代”。他看到大陆思想解放，台湾解除戒严，所以说，“胡适时代”卷土重来了！
“１９９０年，唐德刚在《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又有了新的说法，说胡适是中国古往今来的百位文化伟人之一。
他说：“近百年来现代西方各种新制度的挑战之下，我们传统中国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需要一个适合“现代”的新的民族意识，和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在寻觅这个新意识、新方式的无数贤达之中，适之先生实在是一位最全面，也最有成绩的，继往开来的大师。因此这个“胡适的幽灵”，今日还在海峡两岸，大显其圣。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恶魔所惧的最大神灵。对这座偶像，我们应该焚香顶礼到底。”
他特别强调，中国因为没有上帝，所以“圣贤”的作用特别重要，他们的思想对民族文化影响最为深远。这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唐德刚看来，在这个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大时代，最能继往开来的正是“充分世界化”的胡适之，不是别人。
1950年4月29日，胡适的老朋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胡适。信中介绍解放后北京各学校和学术界的情况，“很诚挚的”劝告胡适“正视现实”“幡然觉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批判“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
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报》上，不久，又转载
第609章 考据癖(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