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最有包含性的，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第三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胡适说这三点是自己“偏袒”世界民主自由大潮流的主要理由，他相信这个潮流将来“一定获胜”，而那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近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胡适坚认为：“我们必须选定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胡适告之陈之藩，这篇文章也是给他的回信。陈之藩仔细阅览了这篇文章，对于文中胡适先生表达的“基本立场”，十分信服。在接下里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陈之藩前前后后给胡适写了十三封长信，胡适也一一回信，两人在来信和回信之间，结成了忘年之交。
陈之藩(1925年—2012年)，字范生，河北霸县(今霸州)人，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后，又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及中国台湾的成功大学，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电机系创系的系主任。陈之藩是一位科学家，但他散文家的名声，却并不比他作为科学家的地位差，他的散文作品入选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
1948年，陈之藩毕业后在台湾制碱公司修理马达，同时受邀担任自然科学组的编审，亦和好友创办了杂志《学生》，翻译英国的诗歌（即后来出版的《蔚蓝的天》）。
第602章 关于世界文化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