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到1940年春天已急速降低。在此之前，蒋介石很欣赏胡适的“苦撑待变”，但“苦撑待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苦撑待变”是很难熬的。胡适没法告诉蒋苦撑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变。
中国抗战的形势越来越艰难，财政情况则更为拮据。
在国际上，除了美国外，凡是有能力帮助中国的国家（英国、法国、苏联）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出于不同动机而对中国进行伤害。到了1939年底时，中国政府上下，一种悲观的意识已经逐渐占了上风。认为，在当前状况下，实在无法再“苦撑”下去，而“待变”逐渐变得毫无意义，在“变”给中国带来好处之前，中国就可能会全盘崩溃。
蒋介石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1940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他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宋子文的美籍顾问杨格随行。
同年6月14日，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中表达了他对宋子文的完全信任:“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给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
胡适是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在这种人事安排下，两者之间不产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胡适一向对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不满，而对宋子文的印象
第594章 太上大使(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