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普选产生的国会，凡是代表全国的各个区域，象征一个统一国家，做全国的各个部分与中央政府的合法维系，而有权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转移政权的，都不违反我想象中的议会。”至于“以议会政治论与国民党相争”这一点，胡适明白地告诉陶希圣，我们现在并不愿意这样做，但实际上，“……国民党的‘法源’，建国大纲的第十四条和二十二条都是一种议会政治论。……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胡、陶二人对“建国大纲”的解释不尽相同，前者从宽，后者从严。尽管如此，用陶希圣本人的话来说，在国难时期，“我与胡先生是站在一起的”。尤其是后来有关“开放党禁”的文章，深得胡适的赞许。
1935年2月，陈之迈发表《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归国后不久就参与到这场论战之中。自1934年至1937年，陈之迈共写了65篇论文，其中46篇发表于《独立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陈之迈表示不赞成“立即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却又认为“理论上、实际上都应该把‘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因此绝对没有瞎着眼去学人家独裁的道理”。
针对其中“对民主政治不可陈义太高，太重理想”的看法，胡适认为这与他的“民治幼稚观”没有多大区别，“许多太崇高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智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
不久，胡适又写下《再谈谈宪政》一文，并旧事重提，针对蒋廷黻曾对他当面说过的一句话：
第575章 矢志不渝(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