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前的英国尚为统治阶级所视为不经的，危险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后，即保守党亦视为天经地义了。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胡适承认这是一篇自“论战”以来“最有条理又恳挚动人的文章”，但又说：“……钱先生的概论部分，我们初看了都觉得很动人，细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义下得太狭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认欧洲战后的民治主义的发展。他又把‘经济的民族主义’看得太普遍了，故武断‘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免统制经济，也就不能幸免独裁的政制了……”
无论蒋廷黻、钱端升，还是吴景超，都是胡适的朋友。尽管政见有所不同，但都是本着“政论无所苟”的原则，来认真讨论国事。因为这关系到“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他们也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人，也极有责任心。在他们看来，只有“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时，才可“出之于口，笔之于书”。
就在你来我往的论战中，胡适去清华大学，见到了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等人。他们一起到蒋廷黻家中喝茶，钱端升正好也从天津来，大家谈的很高兴。
蒋廷黻对胡适说：“昨夜翻看《独立》，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
到1934年1月底，由于蒋廷黻正准备出国，这位“独
第574章 民主与独裁的论战(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