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他还利用蒋介石于1929年岁末通电全国征求对国事意见之机，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这些文章都是与党国关于人权、约法.论争中的重磅炮弹，这使他一次次触摸舆论的底线。
一连串文字激起惊涛骇浪，使得罗隆基名声大噪，在学生间口碑载道，他的课骤增了不少旁听生。
1930年11月4日下午，正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课的罗隆基从办公室内，毫无准备地被逮进公安局。后来在张群活动下，他旋即被保释出来。
有惊无险的罗隆基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却立即写了篇《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发表在《新月》上，“一切罪孽，都在整个的制度；一切责任，都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党魁”，表达对对党治之下任意戕害人权的控诉。
罗隆基领衔下的《新月》，批判火力不可谓不集中不猛烈，还直接将矛头对准蒋介石政权。
针对罗隆基的一系列越轨言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毁本党”为由，要求学校解除其教职。
尽管罗隆基的事主要是他自己惹下的，并不是受胡适牵连，但胡适还是仗义出手，把全力斡旋他的事做为了自己的责任。先是致函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声言罗隆基所作文字，并无“恶意”诋毁，只有善意的忠告；《新月》对舆论界贡献在于用真实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党部与政府认为有不当之处可以书面驳辩，或通过法律干涉。
陈布雷表示可以邀胡适到南京一谈，谈出一个初步的共识来。
于是便有了胡适1月18日信中的，‘
第568章 无心栽柳柳成荫(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