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的论点其实只是稍稍研究历史事实的一种结论。
“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在革命的状态之下，什么救济和改革都谈不到，只有跟着三尺童子高喊滥调而已。
“大旨如此，详说当俟将来。
“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二十年来历史的明训。处置军阀——其实中国那有军‘阀’可说？只有军人跋扈而已——别无‘高明意见，巧妙办法’，只有充分养成文治势力，造成治安和平的局面而已。
“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今日文治势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已失掉其依据，只靠做官或造标语吃饭，故不复能澄清政治，镇压军人了。
“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即以国民党旗帜之下的几次互战看来，何一非长衫同志失职不能制止的结果？当民十六与民十八两次战事爆发之时，所谓政府，所谓党皆无一个制度可以制止战祸，也无一个机关可以讨论或议决宣战的问题。故此种战事虽似是军人所造成，其实是文治制度未完备的结果。所以说扰乱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似乎不太过罢？
“我若作详细奉答之文，恐须迁延两三个月之后始能发表。故先略述鄙意，请
第565章 胡适的回复(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