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之力，出以必死奋斗之精神，建设强有力之国家始获有济！
“先生果欲推翻革命论，不可不于此对方立论根据所在，好加审量。却不料先生在这大潮流鼓荡中，竟自没感受影响；于对方立论的根据由来，依然没有什么认识与注意。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从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这是我们要请教于适之先生的。我希望适之先生将三数年来对此问题最流行的主张办法先批评过；再说明先生自己的“集合全国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办法，其内容果何所谓？——如果没有具体内容，便是空发梦想！所谓最流行的主张办法，便是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
“这种论调随在可见，我们且举郭沫若先生为“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所作序文为例：
“（上略）大约是在今年三四月间的时候罢，漆君有一次来访问我，我们的谈话，渐渐归纳到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我们都承认中国的产业的状况还幼稚得很，刚好达到资本化的前门，我们都承认中国有提高产业的必要。但是我们要如何去提高？我们提高的手段和程序是怎样的？这在我们
第564章 梁漱溟的质疑(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