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四年任内使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习闻列宁、斯大林的政党学说，已将“一党独治”视作天经地义，所以对胡适批评他们“专政”，并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胡适批评有两点。一是说他们既然承认训政需要“法治基础”，却连起码的“约法”都未制定。二是指责他们刚颁布“保障人权”法令，却旋即从国民党政府主.席到省市党部头目便随意破坏。由于胡适的舆论领袖地位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而他又与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及其左派同路人不同。被视为敌人的人的反对，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胡适是不同的，至少属于中间势力，这让国民党政府如何受得了，显然也更可怕。因而蒋介石们对胡适们的批评，犹如芒刺在背，已无法容忍。
当时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几个省市的党部，呈请政府“严予惩办”；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层层公文训令，最后由教育部出面警告中国公学和胡适。
教育部的部令中引了六件公文，有的说：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
随即，国民党中常会又制定了一个《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通令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学习党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这便是因胡适“人权”案而引起的
第558章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