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而不觉得知难。于是有打倒智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
第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经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
除了揭露“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胡适特别一针见血的指出“知难行易”的“真意义，只是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胡适明确指出，此说引发的最大危害，在于当国者自居“知难”，独得孙中山先知先觉的政治社会精义，可以教导党国同志“行易”，而中国人民只有服从，“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就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二文发表后不过月余，胡适便发表续篇。这一回直奔主题，文章的标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
文章写道：“我在《人权与约法》（《新月》二卷二号）里，曾说：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虽没有明说‘约法’，但我们研究他民国十三年以前的言论，知道他决不会相信统治这样一个大国可以不用一个根本大法的。
“这句话，我说错了。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先生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山了。他的《建国大纲》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了。
“从丙午年（一九○六）的《革命方略》，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的《中国革命史》，中山先生始终主张一个“约法时期”为过渡时期，要一个约法来‘规定
第557章 知难，行亦不易(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