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的《现代评论》，也移来上海编辑出版；他们又着手筹创一个《新月》杂志。这刊物的筹创，曾经发生一点波折。
据梁实秋在《新月前后》一文中透露说：“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了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孟侃等表示异议，表面上是因为社长主编未经同人推选，手续不合，实际上是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立刻主张改为集体制，胡大哥根本不列名其间。”
而素以涵养好著称的胡适也为此也闹了场很大的脾气，他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表示“决计脱离新月书店”，并且向董事会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项条件，要求辞去职务，抽走股本，撤回书稿等。幸亏“何等圆滑的人”徐志摩从中斡旋，风波总算过去。
1928年 3月10日，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发表文章说：“我们舍不得新月这个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理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侣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秤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坡上我们要留住我
第553章 新月社重整旗鼓(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