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
最后，丁文江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来作“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以后，张君劢又撰长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予以反击。
就在丁、张激战的时候，思想界的一员宿将梁启超出场了。5月5日，他写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这篇“宣言”提出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其二，“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这充分表现出梁启超的敏锐。
科学派继丁文江之后第一个出场的，则是胡适。5月11日，胡适在上海写成《孙行者与张君劢》，发表于《努力周报》。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
当年的11月，胡适作《科学与人生观》序，作为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他后来总结科玄论战的时候说：“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
第544章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