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地声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对所谓“过激党”“过激主义”等帽子，李大钊明确表示没有闲工夫理会它，“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胡适本打算写“再论问题与主义”，因为李大钊来信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只好推迟自己的文章。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先后于1919年8月24日、31日在《每周评论》第36号、第37号发表。
《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着重回应蓝公武、李大钊的文章。胡适集中力量作了辩解，指出蓝、李二人对自己的误会，首先是“由于他们误解我所用的‘具体’两个字”，而“我认定主义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救时的具体主张”，这是他们之间“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胡适认为，蓝公武的第二个误会是把“‘抽象’两个字解错了”，他所攻击的“抽象的主义”，乃是指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和“抄袭成文的主义”，他自己始终“不但不曾反对理想，并且极力恭维理想”，批评蓝、李“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胡适说，“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不能因为这点普遍性就认为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当然，他和蓝、李也有意见一致的地方，就是“要用主义学理作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参考材料”。胡适说，他所指的“主义的危险”，是“有一班‘把
第524章 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争(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