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可以有种种方法，有的方法甚至可能互相冲突。
对胡适所讲的“主义危险”，蓝公武批评这一观点“实是因果倒置”，因为“主义的自身并没有什么危险。所谓危险，都在贯彻主义的实行方法”，主义是否危险“全看选择的精确不精确。择术不精，才有危险”。那些所谓“主义危险”的论调，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横竖我们是他们的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了去他们才痛快”。他觉得最遗憾的事情，却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所以不能“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
蓝公武认为，问题与主义“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他把问题、主义、方法三者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主义是方法的标准趋向和态度”，中心问题就是“解决方法的标准”，把它抽象出来推而广之，就成了“主义”，并且主义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而不同，特别“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
就胡适“空谈外来主义无用”“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等观点，蓝公武则认为，一方面，鼓吹主义绝不是读一二本小册子随便乱谈、滥竽充数的，无耻政客骗不了人；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文化交通时代，排斥一切外来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做法，简单地“概括的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武断”，如果过于注重“实际的问题”，而抹煞了“主义学理”的效果，“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
所以，蓝公武得出结论说：我们要解决种种问题就要研究种种主义，所以，“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
第524章 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争(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