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5月，他与黄炎培(1878-1965)、晏阳初(1890-1990)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还与朱经农(1887-1951)合编《平民千字课本》，通过筹办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其生活教育的方法.论，这一方法不只是运用于南高师的教学改革中，还体现在他所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实践中，开展乡村教育。“教学做合一”是对杜威“做中学”的创造性发展。
杜威的“做中学”只重视“行”，没有其他。陶行知则从行知互动，“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上阐释知行合一于行，在认识论上不同于杜威的“做中学”。由此可见，陶行知不仅创造性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更可贵的是，他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将之运用到民主社会建设之中。
杜威来华讲学既然作为一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影响和意义是双向的。一方面，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华所遭遇到的一切也进一步构成其眼中的中国形象。在华期间，杜威通过给女儿的私人书信以及给美国国内刊物写报道等方式，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并且，他在中国所作的两百余场讲演无不紧扣五四时代主题，围绕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哲学、学生运动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和思想文化革新的要求。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这也就使得他的中国之行，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教育史和政治史上都具有了某种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