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
另外，作为**官员，程德全又有何权力公布本应由法院公布的证据？至于黄兴要求自己独断专行，下令设立特别法庭，“岂不是强人所难，好让自己背负干涉司法独立的罪名吗？”
就司法程序而言，黄兴的做法确实不太妥当，如未经审判即一口咬定“总.理为案中要犯”，如要求****干预司法，这无疑都是违反法治原则的。
对此，副总统黎元洪也发表通电，称共和国家应首重司法，既不容行政机关非法干预，也不能让立法机关随意侵犯。刺宋一案，纯属法律问题，程德全等宣布证据，不出自法庭而出自军**，未免有违法之实。
作为宋教仁多年的至交，黄兴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当时的中国缺少法治观念，民主共和又刚刚确立，所谓“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等，这些东西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一旦进入操作阶段，难免会因为个人好恶或集团利益而导致理念扭曲。
革命党人这边，主张对袁世凯持强硬态度的不仅有黄兴，另一位革命领袖孙中山更是如此。
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在第二天即得知消息并决定立即回国。
四天后，孙中山一行人回到上海，随后开会讨论“宋案”的处置办法。
黄兴等人主张用法律解决，与黄兴不同的是，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认为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了一切。
返回上海的第二天，孙中山即在拜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时表示：“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昨朝返沪以
第128章 “宋案”审理之争(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