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民族置于何地，到底把百姓置于何地。
如此的历史，才是最真实的历史，有助于苏咏霖彻底撕碎封建社会的温情面纱，将它的丑恶面貌大白于天下，让人人警醒，人人戒备。
有了这层关系在其中，苏咏霖觉得就算自己死了，不肖后人想要把路走回去，也不会那么容易。
国史司的史官们大多数成长于封建教育之下，多数都是原先金国、西夏的史官被留任的，明国自己转职的史官还不多。
所以他们对于苏咏霖的这种要求感到震惊，他们从未想过一个皇帝居然会做出这样的要求。
这对于他自己来说真的是好事吗？
不过这些史官虽然在思想上比较保守，但有一点好处，听话。
自那位著名的不便透露名字的李世民陛下希望观看自己的起居注并且获得成功之后，儒家史官们最后一层遮羞布也被皇权毫不留情的撕下来了。
于是他们很充分的发挥了老祖宗的精神，越来越听话了。
皇帝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做。
苏咏霖不管想做什么，他终究是皇帝，皇帝提出了要求，他们当然遵照命令去做就是了，反正天下不是他们的。
所以这个命令在国史司内推行的十分顺利，这些有着专业素养的史官们对于政治斗争自然是耳濡目染，且非常善于修饰，可要是不修饰，秉笔直书，倒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这远远不是苏咏霖需要做到的。
他需要的是形成一种全新的史观，一种全然不同于儒家史观的历史观。
为此，他抽出时间撰写文章。
花费了一些业余时间，苏咏霖写下了《记
一千一百一十九 记录历史需要为尊者讳吗(5/6)